南詔大理時期佛教藝術的發展

南詔( 737—902)與大理(937—1253)國是唐宋時期我國西南地區先后建立的兩個一脈相承的民族政權。南詔的版圖包括現今云南省全境、貴州、四川、西藏之一部，以及越南、緬甸的部分地方。公元9世紀下半葉是南詔的全盛時期，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大理國的文化繁榮，從公元8到12世紀的數百年間，大理古城一直是東南亞地區的第一大古都。在南詔大理國的周邊，有吐蕃、唐朝、宋朝，以及位于今天緬甸的驃國、蒲甘王朝；位于今天老撾的文單國等多個古國。由于南詔大理國地處樞紐位置，因而成為了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又由于南詔大理與周邊各國均為佛教興盛的國度，因而它們之間的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為核心。本文以探討南詔大理與周邊各國的文化交流對佛教藝術的影響為主題，首先概述南詔、大理與驃國、文單國、吐蕃、唐宋等古代政權的佛教文化交流，繼而通過分析佛教音樂和佛像雕刻的特征，來探討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對佛教藝術發展的影響。

由于南詔大理國所處的類似于“立交橋”的地理位置與其時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南詔大理國與周邊各王朝進行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佛教文化交流是重頭戲，這對南詔大理的佛教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許多與眾不同的特點，如多元性、融合性、地方性、民族性等，這些特點鮮明地體現在南詔大理的佛教藝術上。

塔模

塔是一種極具東方色彩的佛教建筑形式，緣起于古代印度。隨著佛教傳播到世界各國，塔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類型，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風格。塔模，是將佛塔微縮后的模型。歷史上往往比照真實的佛塔而制作塔模，但也可以設計出具有創意的塔模，從而使塔模成為極具觀賞價值的佛教藝術。

大理地區古塔有一百多座，保留至今的還有四十多座，堪稱古塔王國。而出土的塔模則數量眾多，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僅從弘圣寺、崇圣寺兩寺中就出土了137件塔模。大理塔模中，最多的一類是窣堵坡塔模，其竟占塔模總數的1／2強。窣堵坡源于印度，起初是為供奉釋祖舍利而建，以后演變為埋藏高僧舍利的建筑。在窣堵波塔的下部有圓形或方形的臺基，臺基上建有一半球形覆缽，即塔身。窣堵波塔有4座塔門，周圍建有右繞甬道，安有圍欄，并以雕刻裝飾圍欄和塔門。這一形式表現出天地、大自然與建筑之間的密切關系，體現了印度宗教建筑的獨特風格。

另一類為數不少的是密檐式塔模。密檐式塔為中國傳統佛塔，由樓閣式建筑演變而來。密檐式塔由基座、塔身與塔剎組成，多為七級塔身，其中首層最高，四面券門，其余六層皆有門洞，塔頂四角置金翅鳥。塔剎由覆缽、寶瓶、相輪、寶蓋和寶珠組成，除覆缽用銅鑄以外，其上置玻璃質寶瓶，再上為一白色石圈，象征相輪。相輪之上置八角銅質寶蓋，角系風鐸，再上以一骨質仰蓮承托三顆寶珠。

大理塔模中有一精品不幸遺失，據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崇圣寺銅塔模，在崇圣寺塔頂，民國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頂震落，模隨隧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兩，七級。頂作亭閣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軀，下層則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燦，精氣奪目，當為滇中第一重器”。這件為李根源收藏的精品塔模，在抗戰中遺失。

大理塔模精彩奪目，類別多樣，充分體現出多元性的特點。

造像

佛教造像，自公元一世紀前后誕生以來，逐漸成為一門博大精深，光耀古今的藝術。佛教造像的種類很多，從對象上分，可分為佛像，菩薩像，羅漢像，鬼神像等；從尺寸上分，可分為大型造像、小型造像等；從材質上分，可分為金像、銀像、銅像、木像、石像、玉像等。

在所有菩薩之造像中，觀音造像的種類最多。其千姿百態的造型，遠遠超過其他各佛。與我國許多地方一樣，在南詔大理佛教供奉的對象中，觀音極受人們崇拜與喜愛。南詔大理佛教創造的觀音造像，叫“阿嵯耶”。其在觀音造像中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出多元融合的特點。

“阿嵯耶”是梵文Acarya譯音，其含義包括“圣”、“軌范師”、“導師”、“正行”等。在我國各地的觀音造像中，早期多為男性，唐宋以后，逐漸演化為女性。而阿嵯耶觀音卻兼具男女性特征，如肩膀寬大，胸部平坦，兩腿直立，赤足，足部健壯有力，有如男性；但其腰身修長纖細、戴有耳環、手鐲、項圈，又像女性。在服飾上也與其他地區迥然不同，其他地區的觀音造像多為披巾著袍，而“阿嵯耶觀音”上身著輕紗，下套長裙。耳珰沉重，雙臂戴三角狀雕飾之釧鐲，頭戴飾有阿彌陀坐像的菩薩冠。腰佩飾花扣帶，裙裳緊貼于身，裙褶作規律性弧狀安排，手多結“安慰印”、“妙音天印”。

阿嵯耶觀音的獨特造型與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密切關系。從阿嵯耶觀音的造像中，可以看到印度佛教、吐蕃佛教、唐宋佛教造像的因子，也能感受到緬甸、老撾佛教造像的符號，以及大理地區佛教造像的特征。

音樂

佛教音樂，又名梵唄。武漢歸元寺主持昌明大師認為：梵者，清凈、潔白、微妙之意，能令聽者忘其世間憂悲煩惱；唄者，歌唱時具有獨特超凡之風格，能令見聞者賞心、悅目、生敬。

與佛塔、造像等藝術形式一樣，南詔大理國的音樂也受到當時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特別是受到驃國樂的影響。《唐會要》載：“驃國在云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風多演釋氏詞云。每為曲，皆齊聲唱，有類中國柘枝舞。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與驃國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詔，并見此樂。”從本質上說，驃國音樂是一種佛教音樂。

東漢以降，佛教在中原大地歷經了傳入、扎根、創立宗派、廣泛傳播的過程，其間佛教音樂也迅速地發展起來。而隨著南詔大理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交流，《菩薩蠻》、《禪定》、《佛印》等樂舞相繼傳入，南詔大理的樂曲也具有了濃厚的佛教色彩。徐嘉瑞先生就曾對南詔當時流行的十二曲曲名進行考訂，發現大都屬佛教樂曲。

南詔大理歷史上最著名的音樂是“南詔奉圣樂”。唐貞元十六年，南詔王異牟尋為進一步密切同唐朝的關系，遣使楊加明通過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向朝廷敬獻南詔民族歌舞——“夷中歌曲”。所派出的歌舞伎隊陣容龐大，所著舞衣“裙襦鳥獸草木，文以八彩雜革”為白族扎染而成。

“南詔奉圣樂”規模龐大，氣勢宏偉。據《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凡樂三十，工一百九十六人”,僅“序曲二十八疊”，足見其盛況。

被稱為“經論梵音”的佛教音樂，是《南詔奉圣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部分以“驃國樂”擔綱。《佛印》是“驃國樂”的第一首佛曲，此外還有《贊婆羅花》、《禪定》、《孔雀王》、《宴樂》、 《甘蔗王》、《菩薩蠻》等。這些佛曲大都是樂舞作品，集聲樂、器樂和歌舞于一體，極富藝術表現力。同時，這些佛曲也與南詔大理地方風格結合，從而更具特色，如《菩薩蠻》是驃國“危髻金冠，瓔珞被體”的表演形式與在南詔少數民族，俗稱“蠻”演唱風格結合，從而稱為“菩薩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