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鐘岳

周鐘岳（1876—1955），字生甫，號惺庵，劍川金華忠義巷人，白族，鐘岳出生貧寒，刻苦自勵。光緒二十九年(1903)應癸卯科鄉(xiāng)試，中第一名，稱解元，1904年，至日本弘文學院留學，肄業(yè)師范。1905年復進早稻田大學，習法政。曾匯編《師范叢編》10卷，輯譯松村介石《中國教育制度變遷通論》1卷。云南同學創(chuàng)設(shè)“云南雜志社”，鐘岳任總編：撰有《論云南對于中國之地位》及《滇越鐵路贖回之時機及其辦法》等論文。與范熙壬、張耀曾、席聘臣等合組《新譯界》雜志社，從事譯述。博采中外圖籍，寫就《法占安南始末記》一書。

周鐘岳某次讀書，邊閱讀邊以蕎餅蘸食蜂蜜，誤入墨池，滿嘴烏黑，傳為佳話。初，受教于段野史，繼以趙藩為師，穎悟不同群凡，趙藩贈詩中有：“洵挺芳蘭百草中，荷衣人塾識終童”句。

獨到見解

鐘岳治學，主張取古今中外之長，尤貴創(chuàng)新。常嘲笑拒學新籍者為“瞢儒”，無異于“井蛙自深閉”，主張學習不可泥古不化，亦不能盲從附和。提出“研閱以窮照”，才能“了然于心，洞若觀火”主張。

回國工作

1907年，由日本回云南，任兩級師范學堂教員、教務長。到職后，厘定規(guī)章，擴充校舍，編次學級，添聘教員；并函請云南留學北京、日本之教育人士還滇襄助，學校面貌煥然一新。繼掌云南教育司，確定推廣小學、養(yǎng)成教育、整頓學風、注意實用四大端。制定獨立教育經(jīng)費，增設(shè)師范學校，鞏固普通中學，增設(shè)中等專業(yè)學校實驗地點四條措施，并全力督導執(zhí)行。

于政見，鐘岳識大體，持大節(jié)，凡與桑梓安危所關(guān)，均能挺身而出，齲齲與大府爭。如鹽斤加價，米糧進口，法人要求在省會分設(shè)“東方匯理銀行”，挪威花蒙生私購北倉坡地基諸端，得悉后，及時向大使詳陳利害，據(jù)理力爭，得以消弭后患。

為國為民

1911年，云南發(fā)生英法“隆興公司”攫取云南七府礦權(quán)及英占片馬兩樁外交大事，公推周鐘岳、李燦高為代表，赴京請外務部廢約及照會英國退兵。當時學使葉爾凱不準鐘岳離校赴京抗議交涉，鐘岳憤慨不已，不辭而去。經(jīng)鐘岳等赴京嚴正抗議，英、法迫于云南人民以死力爭之決心，不得不答應廢約。政府允予賠償，承擔云南負擔。

其后數(shù)年，云南省財政廳長吳琨與美國礦業(yè)公司代表安德森訂立勘礦條件草案14條，鐘岳代表唐繼堯指令：“一、開礦之權(quán)，操之自我；二、開采資本以本國人為限；三、即利用外資，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辦。核閱所訂條件，殊與此旨不符，應即由該廳長等負責，設(shè)法磋商修改，是為至要。”時論認為：“自中國與外人合辦事業(yè)以來：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

政治遠見

民國元年(1912)2月，孫中山辭去總統(tǒng)職務，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tǒng)。云南得知情況后，忖度不定。時任都督府秘書長之周鐘岳力陳利害，指出：袁世凱一旦掌握政權(quán)，必為中國禍害。蔡鍔亦以為然，云南遂不表態(tài)。

次年(1913)，蔡鍔聘鐘岳為“光復史局”總纂，趙式銘、張肇興、郭燮熙、劉潤疇為編纂。同年7月完稿，共設(shè)《光復起源篇》、《光復篇》、《迤南篇》、《迤西篇》、《援蜀篇》、《援黔篇》、《西征篇（援藏篇)》、《軍事變遷篇》、《建設(shè)篇》等九篇。《長篇》、《云南光復諸人事略》各1冊。著手編纂至史稿完成，僅以數(shù)人心力，數(shù)月時間，完成如此艱巨任務，實屬難能可貴。

1913年，任滇中觀察使，轄州縣凡41屬之多，所到之處，嚴于察吏，認真貫徹鴉片禁令，頗著成效。

1914年底，鐘岳進京隨蔡鍔任全國經(jīng)界局秘書長，寫成《經(jīng)界法規(guī)草案》一書，《中國經(jīng)界紀要》、《各國經(jīng)界紀要》二件。次年8月，“籌安會”為袁世凱進行帝制活動，鐘岳決然反對，協(xié)助蔡鍔赴天津秘密策劃討袁；鐘岳專程將重要文電及密本轉(zhuǎn)移到天津，復回北京。待蔡愕登船東渡密電到達后，才冒著生命危險，改名周謐，化妝為商人，偕家眷出山海關(guān)，繞道朝鮮重赴日本。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獨立，通電討袁，組織“護國軍”；“護國軍”出兵黔、川和兩廣，造成各省相繼獨立，迫使袁世凱倒臺身亡。對此，梁啟超輩在南京演說，抹煞云南首義功績，自稱“護國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鐘岳義憤填膺，作《云南護國首義之歷史談》，以如山鐵證駁斥梁啟超輩捏造黑白之政治駔商行徑，指出：“誠以護國之役，吾滇軍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與有力，使非吾滇人這慷慨好義，則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1917年，張勛復辟，周鐘岳積極倡導唐繼堯響應孫中山護法之舉：滇黔靖國聯(lián)軍成立，周鐘岳任靖國聯(lián)軍總司令部秘書長。時，代總統(tǒng)馮國璋電脅唐繼堯息兵，鐘岳代擬復電強調(diào)：“惟國家之治安，全恃法律為維系”。表示：“若執(zhí)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殘民以逞，則西南各省人民寧葬死于槍林彈雨之中，而不能茍活于-淫威之下；”嚴正警告馮國璋：“安危利害，只在當局一轉(zhuǎn)移間而已。”迫使馮氏主和。

1918年，川中民軍將領(lǐng)石青陽、顏德基等屢次來電請云南贊助驅(qū)逐熊克武，唐繼堯開會討論此事，鐘岳竭力主張不可用兵，提出：“宜以聯(lián)軍司令名義勸告川軍，以川軍連年苦于兵戰(zhàn)，不堪再擾；滇軍宜劃江而守，可以保存實力，免陷漩渦”之主張。持論頗有見地，而郭同卻促唐支助石、顏倒熊，鐘岳憤極，叱道：“你是什么東西，……。我們云南護國護法，連年用兵，一槍一卒，都是云南人民的膏血。你們這些空談主戰(zhàn)之輩，還有良心體恤我省人民的痛苦嗎?”隨即奮起而毆之，繼堯急挽，鐘岳拂衣而出。

1919年，鐘岳代理省長，主持滇政，欲修明內(nèi)政，稍蘇民困。但因大局未定，政變突生，武人用事，諸事掣肘，一籌莫展，屢辭不獲，每有余憾。1921年4月4日，軍政府正式特任周鐘岳為云南省長，仍堅辭，4月20日按期解職，月余后返回劍川。

1927年，“二六”政變，唐繼堯倒臺，周鐘岳被選為省政府九委員之一，竭力主張消弭兵禍，順應潮流，調(diào)融嫌隙，并主張自動加入國民政府，亟謀國家統(tǒng)一。提出精兵簡政，統(tǒng)一指揮，共同保衛(wèi)國家：然而，龍云、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爭權(quán)奪利，鐘岳挺身而出，呼吁停戰(zhàn)，雖制止憑城作戰(zhàn)，然戰(zhàn)禍依然東行，眼看省府正常工作無望，乃出省游歷，不再涉及政事。

撰寫著作

1931年，云南通志館成立，周鐘岳任館長。云南地方通志的重新整理，全省矚目，眾望所關(guān)，鐘岳悉心擘畫。民國28年(1939)，周鐘岳出任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長，仍時時顧問通志館事，為盡快編纂出版《新纂云南通志》出力，卒成《新纂云南通志》266卷，征文考獻，集歷朝舊志17修，勒為1書；并以光緒二十七年(1901)迄宣統(tǒng)三年(1911)事賡續(xù)補足之。民國成立以后的事跡，則別為《長編》，使“滇云有史以來之文物，巨細靡遺”。煌煌巨著，照古騰今，洵為一部完整地方通志：

智救愛國人士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周鐘岳為國民黨中央所注重，任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長、國府委員、副院長及資政期間，處季叔之世，方圓并用，堅持團結(jié)抗戰(zhàn)，反對摩擦，彌縫中央與地方隔閡。蔣介石違反民意發(fā)動內(nèi)戰(zhàn)之后，鐘岳深感無力回天，遂激流勇退，保持晚節(jié)。1949年11月，國民-總統(tǒng)李宗仁抵昆，盧漢委托周鐘岳主持歡迎大會。盧漢在周鐘岳、李根源配合下，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的矛盾，借機要求李宗仁釋放“九九”整肅被捕人員，李宗仁當即批示：“交盧主席酌情處理”。此后，盧漢即分批全部釋放了“九九”整肅中被捕的地下黨員、民主人士、工人、學生400余人。

捐贈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周鐘岳被選為中國人民政府協(xié)議第一次全國委員會委員、云南文史館館員，站到人民行列。1955年臨終前，囑家人把私藏圖書數(shù)萬卷分贈云南大學及云南省圖書館，并留遺言：“吾所冀者，中國從茲統(tǒng)一，日進光明，世界共保和平，永息戰(zhàn)禍而已!”